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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8-15 作者:admin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早期现代化的努力,但结局却是悲剧的失败命运。关于失败的原因,迄今为止,学术界有各种分歧,这些说法大多侧重于经济和政治因素,忽视了社会变革的文化和制度因素。就文化保守性而言,洋务派和顽固派只具有相对意义,或者说二者具有一定的同一性。洋务派“中体西用”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顽固派由于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而产生对西方文明的拒斥心理,不懂得不变法之害。除了文化路径依赖,也包括各种制度路径依赖,制度创新不足是早期现代化的重大障碍。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和制度变迁,从中日现代化比较的视角可以看出清政府统治集团没有形成变革社会的合力的主要原因,也在于统治集团的文化保守性和缺乏制度创新。

  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学术界曾经有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以人民反抗为主要目的,基本上是一个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反动运动,但是客观上带来了某些进步的东西。也有学者基本肯定洋务运动主要目的为抵制外国侵略,对近代中国社会起了积极作用,“中国的近代化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由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开始起步的”,“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开了个头,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它开步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走得不稳、不快、不好”。[1] 洋务运动并非没有功劳和成就,在此期间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中国开始走上工业现代化道路,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教育和科技进步也十分明显,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但是它的目的是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从重结果的观点来看,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后,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日本则完全摆脱殖民地位,两者国际地位的变化昭示着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命运。日本学者井上清认为:“由于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从清国获得了领土、赔款、通商三个方面的特权的巨大的利益和利权。而这种利益和利权在当时的欧美列强中是任何一国也未曾从清国取得过的新性质的利益和特权。”[2] 日本史学家坂本太郎也有类似的看法,“与清国相反,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对日本产生了极好的影响。首先,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实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确立了作为东方强国的地位。其有实质的例证,就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急于解决的修改条约问题获得了成功。”[3] 其他利益还包括日本经济飞跃发展的转机等。赔款数额的巨大是空前的,对中国来说,这是极其沉重的负担,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人民陷于更贫困的境地。在日本的要挟下,为了免付利息,要在3年内偿清战争赔款,只有向外国举债,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对日本来说,这笔巨额的赔款大大滋养了日本资本主义。从1894年末到1903年末,日本的各种公司的数目从3 067家激增到9 247家,资本总额从2.554 3亿元增加到8.870 6亿元,9年内扩大了3倍多。[4] 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声称日军是为中国的“文明开化”而战,为中国四百余州“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中国人“应当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三叩九拜,感谢其恩”。甲午战败政治上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日本国内出现蔑视中国人的心理。日本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加深了其内在的矛盾,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愈加疯狂和凶狠。

  近代以来洋务运动失败原因有各种说法,其一是严复“中体西用”问题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俱亡。”[5] 其二是梁启超“变法不知本原”说。“前者之言变者,非能真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易张之道,未始有合也”。[6] 其三是蒋廷黻“现代化不彻底”说。“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7]其四是罗荣渠认为洋务运动“只是孤零零的单项表演”,“名曰改革,实际上只能说是应付危机而采取的仓惶进行的小修小补,名实很难相符”。[8] 其他说法则强调顽固派的阻碍作用是失败原因。历史上的改革都会有顽固势力阻碍,洋务运动也不例外,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洋务事业屡屡遭受挫折。以上说法大多侧重于经济和政治因素,基本忽视了社会变革的文化和制度制约因素。就文化保守性而言,洋务派和顽固派只具有相对意义,或者说二者具有同一性,洋务派“中体西用”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传统文化路径依赖。顽固派由于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而产生对西方文明的拒斥心理,不懂得不变法之害。除了文化路径依赖,也包括各种制度路径依赖,制度创新不足是早期现代化的重大障碍。

  洋务运动是早期现代化的尝试,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命运启示着后人深入探究其失败的历史根源,从而吸取历史教训。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说明了历史条件对历史主体活动的制约性。一方面是洋务运动本身的文化和制度依赖性,另一方面洋务派受到顽固势力的阻碍而困难重重。韦伯有儒家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说,尽管战后东亚崛起的历史证明这一论断并不成立。文明优劣论是否成立不论,但是文明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9] 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完全可以说:‘中体西用’主张是经早期改良派阐发而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的。”[10] “中体西用”说是文化保守性的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过程。冯桂芬“以中国之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是“中体西用”说的发端。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进一步论述了这一主张。曾国藩、李鸿章无一例外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在洋务人士看来,器可变,道不可变,将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器用”移花接木地嫁接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道体”上可以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中体西用说”既反映了洋务人士眷恋传统文化和艳羡西方文化的矛盾心态,也反映了洋务人士机械和绝对对立的思维特征。曾国藩是晚清屈指可数的理学家不用说,其他洋务人士亦然。“大多数洋务人士之赞成仿习机器,不仅不是为了变革中国文化,倒是为了‘用夏变夷’……因为他们相信,中华立国自有其本根所在,这个本根,就是纲常名教。”[11] 这一评价一针见血,道出了改革者的浅薄和文化局限性。许多洋务人士倡导“西学源于中学”的理论也是文化保守性的体现。当时倡导此说的人,包括著名的维新人士如冯桂芬、郭嵩焘、曾纪泽、郑观应、薛福成、黄遵宪等,[12] 可见影响极大。幻想传统文化的堤坝不受到西方文化激流的冲击和侵蚀只是洋务人士的主观愿望,“中体西用”论一开始就违背了传统的体用相关、体用不二的基本思想。“‘形而下’的西方器用的普及、推广,必将对全社会的产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心理、价值观念都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动摇‘形而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体’。故西用与中体,如冰炭之不同炉。”[13] 虽然洋务派没有完全拒绝输入西学,但是却又人为筑起一堵高墙,西学输入遇到重重障碍。“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果,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因为这种奇迹在历史上是独特的……于是,当欧洲已发展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时,它们却似乎停滞不前。”[14]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出路在于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而不只是船坚炮利。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自称:“惟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未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15] 但是晚年的李鸿章也意识到自己仅仅充当了历史的“裱糊匠”角色。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如此评价,“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就是说虽然李鸿章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已经大步向前了,但是囿于传统文化的制约,李鸿章又裹足不前。

  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除了文化路径依赖,还有制度路径依赖,制度创新严重不足。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强调自强之道在于变法,即变革旧制度,“伏念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其他凡百积弊,难以遍举。”传统经济制度、官僚制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存在弊端。“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甚至于亡,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16] 例如,官办的军事工业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所有局厂都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而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组成机构。由于把封建官僚衙门的一套官场恶习搬到局、厂,腐败现象就在所难免。生产效率普遍低下,成本高昂,管理混乱。生产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江南制造总局大量经费用于非生产性开支,添购机器设备、原料、燃料的费用必然减少。福州船政局造船费用高于向外国购船费用。军火供应工作完全被封建官僚所把持,贪私舞弊,贿赂公行。军火调拨机构如此腐败不堪,必然要严重地影响北洋舰队的战斗力。许多材料揭露,北洋舰队在弹药供应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三:其一,弹药奇缺,得不到及时供应。其二,供应舰队的炮弹,多系以假充真,或被暗中捣鬼,或被偷工减料。许多炮弹只实以少量炸药,其余代之以洋灰,即使击中目标也毫无威力了。其三,炮弹多不合规格,有的口径不合,根本不能使用;有的口径虽合,但铜箍过大,无法直接使用,临战时须由炮手用锉按规格锉好,然后才能填进炮膛,这便使北洋舰队本来已经很低的发射速度更为减低,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发扬火力。[17] 李鸿章所主持之机关中没有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就是在极廉洁的领袖之下,没有良好的制度,贪污尚且无法杜绝,何况李鸿章本人就不廉洁。李鸿章办海军的第一个困难是经费。经费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当时的财政制度。中央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不愿合作,总要延期打折扣。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商办企业始终没有取得清政府的正式承认,在设厂、经营和产品销售方面,没有任何法律的保障,完全听任地方官吏随意摆布。例如,1881年南海知县徐赓陛以继昌隆丝厂“专利病民”“夺人生业”“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为由,下令予以封闭,该厂被迫迁往澳门。再如,洋务运动时期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的设想,王韬痛感“今观中国之所长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提出取士之法宜变,练兵之法宜变,学校之虚文宜变,律例之繁文宜变。[18]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写道:“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及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至大位之故。”[16] 在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方面,中国早已落后。

  守旧势力所代表的文化和制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中日谈判期间,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对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臣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我为此深感遗憾。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以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19]李鸿章是不是推卸历史责任姑且不论,传统束缚太深并非子虚乌有。从历史事实来考察,大学士倭仁是守旧派代表,激烈反对洋务运动,“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20] 这反映了顽固派由于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而产生对西方文明的拒斥心理,不懂得不变法之害,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在“千年未见之强敌”的炮火中不思变革,却妄想保存祖宗之法,这种论调无疑是痴人说梦。所谓文化中心主义,“指的是要对本土文化传统有息息相关之感,中国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付外国野蛮行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19]西方学者认为与日本不同,“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21] 文化中心主义也是中国人特有的夷夏之辨或者说民族主义意识,“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历来是重在文化上,不重在政治上。中国人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在地理上与其他同等的文明古国相距遥远,他们很难理解,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怎么是有文化的人。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一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蔑视它,拒绝它。他们不是指把它们当作不同的东西,而径直是认为它们是低劣的、错误的东西。”[22]“持天朝上国观念的大臣们,也不是说一点儿不知道这一中国社会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但他们坚持传统夷夏之辨而不欲变通,这就是他们被称为顽固派的原由。”[23] 这不仅是拒不承认西方文化的长处,而且也是一种十足的自大心态,这种心态使得刘鸿锡作为副使亲临英国时也不能改变自己的顽固立场。

  顽固派强调伦理原则与顽固派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7]留美幼童没有完成学业就被召回,既是这些幼童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原因在于管理学生的委员陈兰彬、吴子登二人对学生学习和生活恶意的颠倒黑白的诳报,据容闳回忆:“这一次,他和陈兰彬进行秘密合作,他们又开始捏造无数颠倒黑白的诳言,不断地向北京汇报,直到顽固派中的一位御史,利用美国歧视中国一事,奏请朝廷撤销出洋肄业局,召回所有留学生。”[24] 一项本来可能给中国人带来希望的事业就由于顽固势力的破坏夭折。郭嵩焘1876年受命为清政府的第一任驻英法公使,后来被斥为汉奸,迫使总理衙门将《使西纪程》毁版,在清流的攻击下,归国后只得卸任返回湖南原籍。守卫祖宗之法是常常同民族主义,同爱国之情连在一起的。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能形成清议,成为“公论”。顽固的人们借助于神圣的东西占优势,迫使改革者回到老路上去。近代百年都是如此。[25]

  建材家具这种大件产品属于耐用品,很多人一辈子就买一次,平时很少关注,所以家具店的人流量跟服装店、餐饮店不能比,家具的导购人员通常比较空闲,闲则生事,积极性和工作状态很容易下滑。团队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情绪原则,坚持晨会制度,每天早上花10-20分钟的时间组织员工跳舞、分享案例、高喊目标等,引导员工的情绪,提升员工的士气,这样他们工作才有干劲。

  从比较现代化的视角来看,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都是挑战反应型的,但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过程和结果却大相径庭。日本明治维新不仅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成功的改革,也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和制度变迁。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后,仍然妄自尊大,错过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洋务运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炮火中起步,但是实际进程是“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19]1868年3月,日本政府颁布《五条誓文》,即施政纲领,其具体内容为: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公武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26] 比较洋务运动,誓文包含的文化变革内涵丰富,有宽广的视野,不是局限于被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是奕訢所谓“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日本明治初年,一股欧化的浪潮席卷日本,日本政府推行全盘西化的方针,实施全方位的激进改革。大体说来,方向的转换开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的亲政。其基本特征是强调立足国情、国力的现实基础,注重传统因素的利用,用武士道忠君爱国精神教化国民,但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旧的传统。“在明治创业中,旧武士道经过一番取舍扬弃,被改造成明治新武士道,使之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27] 明治新武士道对旧武士道的一大突破,是使道德说教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相互结合,涩泽荣一的“义利两全”论和“道德经济合一”说应运而生,为明治新武士增加了新内容。中国人具有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这导致中国人民族文化特性具有顽强的唯我独尊、固步自封的特征,这一特点在洋务派表现为“中体西用”说的保守性。“和以中央大国自诩的中国人相反,在日本人的民族性中较少见到刚愎自用的缺点,却经常流露出谦虚好学的美德;日本人没有什么值得矜夸的传统包袱,却经常背负着沉重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促使日本人以诡谲的态度去调和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各种冲突矛盾。”[28] “和魂洋才”是一种促进型的触媒剂,它的特点是可塑性、流动性,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中体西用”是一种抑制性的触媒剂,它的特点是固定性、保守性、具有强烈的排他倾向。由于日本的文化具有可塑的、流动的特性,是个柔性的传统,因而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不像中国那么僵硬,而是具有非排他的、随机应变的色彩。洋务派本身的文化变革有限,文化革新又受到守旧势力所代表的文化和制度的阻碍。历史学者林增平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天皇政府主动自愿,从上到下贯彻施行的。洋务运动推行新政,从朝廷得到的支持极有限,而遭到的阻挠则较多。”[29] 可见,日本明治维新既大量吸收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又保留了传统因素,统治阶级内部根本不存在阻挠变革的政治集团和守旧势力,与此相反,洋务运动由于洋务派的文化保守性和守旧势力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统治集团内部尖锐对立,根本不能形成变革现实的合力。

  从制度比较来考察,前面已指出洋务运动时期各种制度弊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企业也是从官办到商办的,但明治政府在开办官营工业的同时,改革地税,贷给民间企业以资金,并推行保护干涉主义,以保护官营工业,同时扶持民间产业,明治宪法规定“居住与迁徙自由”以及所有权不受侵犯等权利。在发现官营不如民营之后,就把官营工业转移给民间产业,并给大产业资本家以特权保护,这样就扶持了贵族武士转变而来的政商,培植了后来的财阀资本。当时中国却不是如此,国家没有振兴经济的全局考虑,没有推动工业化的配套设施,没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措施。当官营企业的弊端已大大暴露之时,又不可能及时改变,或转为民营。明治维新是一场由日本中下级武士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场制度变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通过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快速地营造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环境,其发展速度和所取得的经济绩效都是惊人的。明治维新的改革涉及到地税改革(农业方面)、殖产兴业(工业方面)、教育文化改革(思想文化方面),还包括政治方面的诸多复杂的改革措施。在政治改革方面,1881年日本颁布在1890年开设民选议院以及制定宪法的诏书,1889年,明治天皇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在法制方面,除1880年颁布的《刑法·治罪法》外,1890年,政府陆续颁布了《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在建立财政体系的同时,政府采纳了银行制度,于1872年颁布了《国立银行条例》,从此以后,陆续成立了五个国立银行,特别是1882年成立了日本银行,成为发行货币的中央金融机构。[30] 比较而言,洋务运动根本不涉及产权、财政银行体系等经济和社会制度层面。

  在甲午战争中,海军的胜负是影响战争的全局的。当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时,本来它的实力超过日本舰队,但从此却不再补充舰只和更新武器,致使日本舰队反倒后来居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是慈禧一伙把用于海防的海军经费挪去修建颐和园了。据不完全统计,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海军经费不下两千万两。不仅如此,慈禧一伙还大举外债来修建宫苑。腐朽透顶的清朝统治集团,只管大肆挥霍,对海军的建设却不闻不问,甚至添置一舰一炮也难办到。而反观日本,1887年3月,日本天皇谕令从皇室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相当于皇室经费的十分之一)作为购舰费。谕令一出,全国随从,至当年9月,集资即达100万日元,两相比较,可见大清帝国败在国体政体上。甲午之战,其实首先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国民士气是影响战争的重要因素。1885年3月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福泽渝吉写了《脱亚论》一文,提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主张,公然鼓吹侵略邻国,“为今之计,我国不可犹豫踌躇、坐等邻国之文明开化而与之共同振兴亚洲,毋宁应脱离其行列,去与西方文明共进退。我国对待支那、朝鲜之法,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只有按照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处理”。[31] 1889年,日本规定成年男性全民皆兵,对取胜发挥了重要作用,征兵令使平民接受了武士训练。武士道渗透到平民中间。平民从心里珍惜上阵杀敌、死于沙场这种以前武士才有的荣誉。日本人口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但通过有效制度确保了兵员数量及质量。在武力就是一切的近代世界,日本的做法保证了日本的安全利益,也奠定了日本对外扩张的国民士气基础。比较而言,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却仍在沉睡,国民精神动员没有起步,民众对大厦将倾的前景不知不觉,危机意识只存在于薛福成、郑观应、严复和梁启超等极少数精英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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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就文化保守性而言,洋务派和顽固派只具有相对意义,或者说二者具有同一性,洋务派“中体西用”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传统文化路径依赖。顽固派由于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而产生对西方文明的拒斥心理,不懂得不变法之害。洋务派和顽固派一样具有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一样怀有以夏变夷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心理,只是程度上的差异,由此导致中华文化不能彻底地走向蜕变和新生,中国国力相应也不能得到较大的提升。除了文化路径依赖,也包括各种制度路径依赖,制度创新不足是早期现代化的重大障碍。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说明文化革新和制度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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